察坐在廊下，捧着他那杆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辛辣的烟丝味弥漫在整个院子里。
顾砚秋穿过天井，走向局长办公室。他的脚步不快不慢，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回响。木楼梯在他脚下吱呀作响，像是在叹息。
顾明山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半尺高的案卷。他抬起头，看到儿子走进来，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向窗外。
“局长，”顾砚秋将一封折好的信纸放在桌上，“儿因老家有急事，请求辞职。”
信纸很薄，上面只有寥寥数字。顾砚秋盯着那几行字，想起昨夜提笔时的情景，笔尖悬在纸上很久，墨水滴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点。他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父亲，儿不是不孝顺，儿只是有必须去做的事；父亲，儿这些年骗了你，但儿没有骗自己的良心；父亲，儿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您多保重。但最终，他只写下”儿因家事暂离，勿念”八个字。
顾明山拿起信纸，没有展开，只是捏在指尖。他的手指粗糙，指甲缝里嵌着常年翻阅案卷留下的墨迹。他看了顾砚秋一眼，那一眼很复杂，有担忧，有理解，有不舍，还有一种顾砚秋读不懂的东西。那是父亲在儿子面前最后的沉默，是一个老警察对一个年轻革命者最后的默许。
“知道了。”顾明山将信纸收入抽屉，“去整理你的案卷吧。”
顾砚秋转身走向自己的办公室。那间位于刑事科角落的小房间，他曾经待了两年。桌上永远堆着半尺高的案卷，两盏墨水干涸的铜笔，一盏四十瓦的白炽灯。他坐下，开始整理。
东瀛间谍案的全部证据链，被他一份一份归档。验尸报告、伪造身份登记册的抄本、现场照片、证人证词、日文信件的翻译件、地图碎片的拼接图。每一份文件上都标注着日期和编号，整齐得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这些材料足够将松井的罪行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顾砚秋知道，它们中的大部分将永远沉睡在警局的档案室里，不会见光。这是潜伏者的宿命——你做了正确的事，但不能留下正确的名。
整理完案卷，他开始清除潜伏证据。
床垫下的密写纸条，藏在灯座里的微型密码本，书架夹层中的联络暗号，地板缝隙中的炭笔碎片。他把它们逐一取出，在搪瓷盆中烧掉。火焰在办公室的角落里跳动，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纸条化为灰烬，密码本化为灰烬，暗号化为灰烬。两年潜伏的全部物证，在十分钟内化为乌有。
他站起身，环顾这间空荡荡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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