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中央监察委员会将进行农民划分细则转递到了书记处。
这项命令不出意外的被书记处无视了，斯大林甚至以为叶戈尔是想用给富农松绑，退回新经济政策时期来威逼他让步。
依托中央委员成为党内大多数的斯大林，虽然能通过民主化决议，否决这项提议。
但某些时候，叶戈尔已经不需要依托书记处来推进一项政策了。
农民划分细则通过工农监察院公布了出去，同时在得到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三位政治局成员支持后，叶戈尔成为了政治局的多数派。
凭借多数优势，执行了调用民兵驰援春耕的《紧急军事法案》
为了防止民兵无法控制农村地区的逐步恶化的形势，叶戈尔还调用了相当一批常备军进行协同劳动。
送赠部队的短句被他们写上横幅。
在《保证生产，从工农中来，到工农中去！》
组合拳打出去，取得的成果是喜人的。
军队敲散了富农的小心思，阶级再划分模糊了富农的定位。
让一部分勤劳致富在农民群体中拥有好口碑的富农背叛了富农阶级，开始拥抱能取得更大利益与政治地位的集体农庄制。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而是恢复生产，加快春耕。
对头脑过热的制止，有且只在党的内部进行。
但这一步的阻力，远比叶戈尔想象的还要大。
想在拨乱反正干部群体与全盘集体化的激进化干部群体，两方利益集团的对抗下走中间，本就是一件极难的任务。
因为两方利益集团，本质上都是想通过农业集体化拿到政治资本。
以至于，工农监察院半个月开了十场会。
这边士兵在号召农民一起劳动，左边激进派干部在继续抓指标，右边拨乱反正派在粘合富农进行二次抗争。
再纠缠下去情况永远也好转不了，因为如果要清理两派，扫清这种没完没了的政治化，基层就没有干活的了。
人才问题第一次显得如此紧迫。
为此叶戈尔只能求助广大农民。
而在田间地头奔走的努力没有白费，带来的是农业集体化试点区，基层干部与农民的主动。
每个集体化农庄几乎都抽调了代表，集体农庄的农民都认同为集体农庄宣讲是不亚于春耕的具体劳动。
不但支持这些农民代表不参与春耕，并表示这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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