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马上回答。他转头看着窗外。江面上有一艘运沙船慢慢驶过，船灯在夜色里拖出一道浑浊的光。船走得那么慢，好像随时会停下来，沉到水里去。
“买主任，我没资格站队。”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哑了很多，“我这种人，说白了就是个跑腿的。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可这些年，我也有底线。安置房那件事，民工的血汗钱，老百姓的安身之处，他们动到这个份上——我再不吭声，就不是人了。”
买家峻看着他。韦伯仁的眼圈有点红，但他忍住了。四十七岁的男人，在茶馆里掉眼泪，确实不好看。可他忍住了，反而让人更难受。
“这个信封，”买家峻拍了拍桌上的牛皮纸，“你留着自己收好。里面的内容我知道了，但这东西一旦落到纸面上，就是你的催命符。解宝华干了这么多年，他在沪杭的根基，不是一份会议记录能扳倒的。”
韦伯仁愣住了：“您不要？”
“我不要。”买家峻站起来，拿起了挂在椅背上的外套，“我要的是更实在的东西。安置房的资金流向，解迎宾和杨树鹏的账目往来，地下组织的据点分布——这些，你能拿到吗？”
韦伯仁沉默了很久。茶壶里的水烧干了，底座的酒精灯还在烧，铁壶被烧得微微发红，空气里多了一股焦糊味。他伸手把灯灭了，然后抬起头，看着买家峻，点了点头。
“能。”他说，“但要时间。而且，我不能保证全身而退。”
买家峻把外套搭在手臂上，走到门口，停住了。他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句话。
“韦伯仁，你记住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全身而退。你选了这条路，就已经退不了了。唯一能选的，是往前走的时候，带着谁一起走。”
门开了一扇，江风吹进来，吹得桌上的茶具轻轻作响。韦伯仁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风吹旧了的石像。
买家峻走出茶楼的时候，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匿名短信，上面只有四个字：“小心车祸。”
他看完，把短信删了。然后把手机揣进裤兜，沿着青石板路往停车场走。夜已经很深了，老街空无一人，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巷子里回荡。头顶的红灯笼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光在地上画出一个又一个不规则的圈。
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不着急，而是因为慢下来才能听见周围的声音——身后的脚步声，拐角处的呼吸，车里的黑影。那场“车祸”之后，他学会了用耳朵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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