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看，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像一条抽了筋的鱼。“怕。怎么不怕？我怕得要死。可我现在更怕另一件事。”
“什么事？”
“我怕我再不说，就来不及了。”韦伯仁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到买家峻面前，“您看看这个。”
买家峻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会议记录，手写的，字迹潦草，但关键信息清清楚楚。时间、地点、参会人员、讨论事项，每一条都记得明明白白。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把买家峻调出沪杭新城。
“这是上周三晚上，在解宝华家里的聚会。”韦伯仁说，“参会的一共六个人。解宝华、解迎宾、两个开发商，还有组织部的两个处长。他们商量好了，下个月市委班子调整的时候，联名推荐您去省里的一个调研岗位。名义上是升迁，实际上是架空。等您一走，安置房的调查就会不了了之。”
买家峻把会议记录一页一页看完。看得很慢，一个字都没漏。看完之后，他把纸放回信封里，压在茶杯底下。
“你为什么记这个？”他问韦伯仁。
韦伯仁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买家峻第一个问题问的是这个。他以为对方会问解宝华的事，会问那两个处长是谁，会问他们的计划细节。可买家峻问的是——“你为什么记这个？”
这就是买家峻。他从来不问别人准备回答的问题。
韦伯仁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茶杯。杯子里的茶叶已经完全泡开了，沉在杯底，一动不动。“我给自己留个退路。”他说，“我在解宝华身边干了八年，他的事我知道得太多了。以前我总觉得，知道得多是好事，是领导的信任。可这半年我看明白了，知道得越多，死得越快。”
“你怕他灭口？”
“他倒不至于动我。”韦伯仁抬起头，眼睛里忽然多了一种东西，买家峻看出来了——那是悔，“他不用动我。他只要把我从市委调出去，放到哪个清水衙门，我这辈子就算完了。我今年四十七了，在副处的位置上卡了六年。再不动，就真动不了了。我不是怕他弄死我，我是怕他让我活着，却什么都不是。”
买家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还是烫的，烫得舌尖发麻，可他没有皱眉头。他慢慢咽下去，把杯子放回桌上，杯底和桌面碰出的声音，比刚才重了一点。
“韦伯仁，”他叫了对方的名字，不是“韦主任”，不是“伯仁同志”，就是“韦伯仁”，“你今天把这东西给我，是准备好站队了？”
韦伯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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