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设的手指在那张五元纸币上摩挲了许久，纸币的边缘都被他手心的汗浸得有些发软。他能想象出女儿看到糖葫芦时惊喜的眼神，但更能想象妻子看到这“不必要的”开支时，那欲言又止、充满忧虑的神情。
最终，他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带着煤烟味的空气，象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他松开那张五元钱，转而摸出一枚五分钱的硬币，递了过去，声音干涩：“来……来一串。”
老头接过硬币，熟练地取下一串糖葫芦递给他。那冰凉的、带着硬壳的触感，透过薄薄的包装纸传到掌心。
他没有立刻离开，推着车，站在市场边缘，望着不远处那几栋熟悉的、同样破败的筒子楼。家的窗户就在其中一扇后面。此刻，那窗户后面，是否有女儿期盼的目光？是否有妻子忙碌的身影？她们是否已经听到了风声？
这三公里的路，他走了仿佛一个世纪。每一步，都象是踩在碎玻璃上，疼痛从脚底蔓延到全身。风雪依旧，前方的家，曾经是温暖的港湾，此刻却象是一个需要他去面对的、更加残酷的审判庭。他握紧了车把，那串糖葫芦在他手里，沉甸甸的，不再是甜蜜的慰藉，反而成了他无能和无力的、冰冷的证明。
筒子楼三楼的窗户后面，十岁的张小梅像一只受惊的小鹿，紧紧贴着冰冷玻璃。她身上那件红色的、袖口已经磨出毛边的旧棉袄，在灰蒙蒙的窗景前显得格外刺目。鼻子在玻璃上压出一个扁平的白色印子，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氤氲开一小团模糊的雾，又迅速消散。
她看见爸爸了。
那个推着破旧自行车、在楼下雪地里徘徊的身影，是她熟悉的，却又无比陌生。爸爸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自行车利落地锁在楼道口，然后大步流星地上楼，沉重的工靴在楼梯上踏出坚实而令人安心的声响。他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低垂着头，仿佛脚下不是积雪，而是粘稠的、无法挣脱的泥沼。雪花无声地落在他弓起的背上，落在他那件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上，几乎要将他塑成一尊雪人。
小梅的心揪紧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像冰冷的藤蔓，悄悄爬上她稚嫩的心房。她下意识地攥紧了拉拢着窗帘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这窗帘是妈妈用厂里发的劳保毛巾拼凑的，粗糙的质感磨着她的掌心。
“看什么呢，梅子？”隔壁王婶的大嗓门隔着薄薄的墙壁传过来，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却又足以让这边听清的“关切”，“是不是你爸回来了？今儿个厂里可是宣布大事了！哎呦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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