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作家离别前举办了空前的送别会，全美各地有影响力的华人赶赴波士顿，因为时间紧急，还有很多人没有能来得及见到余切等人一面。
一些人因此大哭：我错过了见到余先生的机会！这将是我终生的遗憾！
”余先生！余切！《世界日报》给了个好报道～！“
钱忠书看到华记者的通稿后激动得脸红：“我以为这是个德国草包，没想到竟然学贯中西，然而也没有贯彻得太透，上帝和普罗米修斯都没有好结局。你却不然，自此一役，你已经是华人世界的荣光。”
作家们受到极大的赞誉：永远是多遥远的距离？人的一生又有几个永远？
这一次的会晤，至少使得这一开放提前了不少时间，而汹涌的归乡思潮，更让人看到了双方交流的力量。他们今后将永远记得作家们的功绩。
岛内一直有想要落叶归根的声音，在这之前，这些声音往往是有地位的人才能被满足。六十年代，于先生写下一首《望大陆》的现代诗，他在临终之前发出感慨：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惟有恸哭。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家乡，家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之殇。”
诗写完不久，此人也离开人世。他能发出这种感慨固然值得肯定，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于先生被葬在岛内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3997米高的我国东南地区最高峰，竖起一幢面向大陆的4米高半身铜像。
玉山山势险峻，他的铜像和建材完全是想办法一点点搬上去的，他虽然死了，但“登高远眺故土”的遗愿却仍然被满足了。
而普通人被如何对待？
不要说被这样纪念了，光是谈论都是大错特错。
这又回到余切为何被认为是“普罗米修斯”，因为他为凡人盗来了圣火。
他是行走在人间的英雄。
钱忠书说：“这个华记者中文半懂不懂，明明学了孔夫子，却形容你是个悲剧英雄……不知道怎么考到的哥伦比亚大学！”
李傲冷不丁的说：“也许就是太懂孔夫子，太懂华人社会，所以才用普罗米修斯形容他，形容大家呢！”
李傲的意思是，今天大家的功绩，不要高兴的太早，将来说不定反而是过错！
钱忠书正色道：“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生平十分谨慎，这是我少数做过的大事，我也并不惜身，就是因为我以为，有的东西是不应当惜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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