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稳定朝纲，救黎民于水火之中。”戏志才目光毅然，“董仲颖行事为人诟病，但他若能集权柄、除乱军、安天下，便是私德有损，亦不妨为一方枭雄、千古功臣。”
戏志才的观点，与时下主流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
崔颂从他的言谈中读出了对“中央集权”的推崇与对“君君臣臣”的轻视，暗暗吃惊之余，对于史书记载的“负俗之讥”也有了理解。
如此言论，在以儒家为主流的汉朝，必然是要受人讥议的。
戏志才既已提起了这个话头，言谈之间毫无避忌，崔颂自然也不可能保持沉默。
他努力回忆另一个自己这两个月以来的教导，试着代入另一个崔颂的立场，接下这道论题。
“然则董卓毫无治国之能，虽有擢用名士之心，却更爱排除异己。残杀百姓，此乃不仁；四处抄略，掘皇土，广铸币，此乃不义；除张伯慎（张温）、杀袁次阳（袁隗），此乃忘恩；烹大臣、灭袁氏满门，此乃丧尽天良、人心尽失。比之暴秦，尚且过焉。上至官宦，下至庶人，提起董卓无不两耳发麻，又惧又恨，敢怒而不敢言。荀子曰，‘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1]’。远非董卓可及。董卓之所作所为，以吾视之，必将天降丧乱，不得长久。”
戏志才道：“芟除敌患，聚资而退，何过之有？唯独一点——董仲颖手段太过粗糙，又不懂得制约亲兵，方才惹得众怒。若制定法度，改弦更张，以身作则，‘奉法者强则国强[2]’，何愁不能安邦固国，枯木逢春？”
崔颂忍不住问：“则民若何？”
董卓的统治如此残暴，官宦士子尚不能保全自身，那普通百姓该怎么办？史诗中记载：董卓的军队滥杀无辜百姓，拿他们的人头充当讨贼的军功——为了彰显自身的强大，连虐杀无辜弱者这种事都能做出来，如何指望他爱民、利民？
不管什么时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都有一道平衡。压迫的极致是反抗，一旦平衡被打碎，接踵而来的就是造/反。
“若无一统，战乱流离，死去的百姓会有多少？生命都不能留存，何谈‘民若何’？”
崔颂哑然。确实，根据后世资料，凡是大分裂期，人口锐减的数值都令人心惊胆战。距后世分析，东汉人口约有五千多万，到魏国建立的时候，人口只剩下几十万！一百个人中只活下了一个，连曹操都忍不住写下“生民百余一，念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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