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年纪真的有点大了，人老了会变得顽固起来，看待问题就会变得有失偏颇，完全的主观，不再肯定客观现实，张居正自己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万历二十年退了，不再过问朝中之事。
比如公学堂里那些个读书的孩子，出口成脏，他就把问题归咎在了高启愚一个人身上。
这是人变得有失偏颇最典型的征兆，喜欢把系统性的失败，归咎到个人的身上，这种思维方式，是张居正非常严厉批评贱儒思维，在他的《贱儒共疾疏》中，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以偏概全。
一些贱儒，总是喜欢用片面的、个别的案例，去彻底否认一个整体，一个阶级，甚至去评判一个阶级的好坏，个人有这种思维也就算了，但是作为大明的统治阶级，这种思维要不得。
薪裁所成立以来，大大小小的案子，办了八千多起，其中集体诉讼就超过了数千起之多，是平衡劳资矛盾的关键工具，但这薪裁所办的案子里，真的有一千多个案子，是大老爷冤。
有些穷民苦力，仗着薪裁所偏袒，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的想法，在薪裁所里胡搅蛮缠。
难道要因为这些敲诈勒索的刁民，就要否认穷民苦力这一个阶级？
同样，费利佩在晚年也陷入了这种思维方式，他把整个西洋贸易的败坏，都完全归咎到了英格兰人身上，却没有想过，自己敲骨吸髓式的朘剥方式，才是问题的根本。
张居正将公学堂系统性、因为时代变迁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到了高启愚一个人身上，也是有失偏颇的，而且张居正压根就没想过高启愚能不能担得住这种怪罪。
当得知皇帝已经知道了这个现象，并且在通过正师风严效绩的政令，对这种现象纠偏的时候，张居正立刻心满意足了起来。
朱翊钧和张居正聊了很久，主要聊的元辅帝师写的，西游记后编，里面的一些内容，已经不是含沙射影了，主角压根就是皇帝本人，在朱翊钧看来，这根本就是个大爽文。
搞得大明能够中兴，是大明皇帝一个人的功劳一样。
朱翊钧觉得张居正写的不对，他希望张居正写成‘万民一心、上下同德、军民协力、天下无敌’，不要过分强调个人做英雄。
大明万历维新的成功，是属于整个大明上下所有人的，不是他朱翊钧、张居正这少数几个人搞出来的，这显然过分强调个人英雄，也是有失偏颇的。
但张居正不同意，他的理由很充分，他是戏说，又不是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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