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还是印尼，皆是固定月薪，每月仅有150美元，全年收入一万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看似高薪，却是用全年无休息换来的血汗钱。
而韩国管理人员，没有底薪，所有收入完全依靠捕捞产量提成。
所有最苦、最累、最脏的捕捞杂活，全部由外籍船员承担。
外籍船员多捕一条鱼，韩国管理层就多一笔收入。
在崔基泽、姜仁浩眼里，温柔劝导远不如暴力管用。
唯有打骂、恐吓、殴打、羞辱，才能逼迫外籍船员透支身体、超负荷劳作，为他们创造更多收益。
而他们之所以敢如此无法无天，依仗的就是绝对的强权与法理真空。
公海之上，法外之地。
渔船登记在洪都拉斯这个政局动荡、形同无政府的国家，无人监管，也无人执法。
即便他们失手打死外籍船员，也无人追责、无人制裁。
外籍船员投诉无门、求告无路，所有委屈、伤害、冤屈，只能自己咽下。
再加上七名中国船员每人两万的高额押金枷锁，更是让崔基泽一行人有恃无恐。
短短三天时间，除了行事谨慎、处处忍让的全在谦，其余六名朝鲜族船员，人人挨骂、个个挨打，浑身淤青、伤痕累累。
年轻的小伙们满心憋屈、怒火中烧，却依旧抱着一丝天真的幻想。
“他们应该只是嫌弃我们新手笨拙，做事不熟练，所以才打骂我们。”
“全哥一直小心翼翼、从没犯错，就从来没被打过，只要我们好好干活、少犯错，肯定就能少受委屈。”
众人一边自我安慰，一边在努力适应着高强度的工作，拼命学习捕捞技巧。
可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残酷。
韩国人的暴力欺凌，从来不需要理由。
6月20日，出海第四天。
清晨，船员崔锦浩偷偷找到全在谦，神色有点慌张：
“全哥，你小心点！我刚才听见姜仁浩在船长面前说你坏话，说要找机会把你打出鼻血，好好收拾你一顿。”
全在谦闻言，浑身一颤。
他任劳任怨，从未有过半分失误。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这群韩国人，不是因为犯错才施暴，而是随意践踏底层船员的尊严。
哪怕心知肚明大祸将至，为了家人、为了押金，全在谦依旧选择小心翼翼、加倍谨慎地干活，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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