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立刻找到该村村支书倪书记，把所有遭遇、儿子蒙冤、儿媳失踪、错判杀妻案的经过，全都说了。
倪书记听完前因后果，也为老太太的行为而感动，当即提笔写下了一份证明，也就是日后轰动全国的良心证明！
1994年12月30日，盖有村委会公章的证明文书，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我村八组村民倪新浩、倪伯清、李清枝等人，于十月中旬，在本村发现一名流浪精神病妇女。】
【年龄三十岁左右、京山口音、身高一米五上下、肤色黝黑。】
【该女子自述姓张，家中育有一名六岁孩童，因走亲戚迷路走失。】
【其精神状态、个人信息，与家属所述完全一致。该女子曾在本村村民倪新浩家中暂住两天一夜，后自行离开，去向不明。特此证明，恳请公安机关核查真相！】
手握这份沉甸甸的证明信，佘母满怀希望。
她认定，只要把这份证据交给警方，就能推翻所有虚假口供、推翻所有不实定论，还儿子佘祥林清白。
九十年代的司法环境，有着极强的时代特殊性。
自1983年全国严打开启，为了从重、从快打击恶性刑事案件，国家出台了专项政策：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重大恶性案件，死刑核准权下放至各省高级人民法院。
只要省高院复核通过，死刑即可核准执行，流程远比现在简洁快速。
而佘祥林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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