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如惊雷般炸响。
对未来的焦虑，对失去土地的恐慌，加之有干部背书，农民一个接着一个举起手道，
“肯多尔同志，我们应该怎么做？”
“是啊肯多尔，用枪吗？”
肯多尔自然不会让农民组织起来暴力抗争，如果这样，他就完不成自己的目的。
他所要做的就是押注自己是正确的一方，后续成为清算错误的清算方。
依据便是，肯多尔认为莫斯科必然会对乱象拨乱反正，可如果用暴力，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不是主动指出错误的清醒者。
“不先生们，枪打不垮名为官僚的权力机器！唯一能让他们感到疼的只有饿肚子！只有让这个社会饿肚子，让工人吃不饱饭，他们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维尔多高声接过话茬继续道，
“除了帮助其他农民抗争，我们有权拒绝劳动，拒绝向剥夺我们土地，剥夺我们自由的农奴制让步！”
“不用担心我们会饿肚子，没有食物我会提供，应该恐慌的是政府！”
基多斯尔村不是个例。
农民手中的政治资源有限，以至于托洛斯基在革命早期一再将农民群体忽视。
但他们却握着一个国家的命脉，食物。
即将到来的春耕便是他们最好的底牌。
新西伯利亚拒绝耕种的村庄越来越多，被强制入社的农户，将来年的种子要么藏匿，要么拒绝干活。
乌克兰更甚，没有公社传统的农村地区，对强制农业集体化的抵制更为激烈。
好几处粮食耕种区，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
害怕农村地区陷入武装暴乱的乌克兰地区，没有经党中央许可，甚至派遣了年轻工人进行下乡宣传。
但结果并没有好转。
工人对农业生产的了解并不算多，农民针对农业集体化质疑，更是难能回答的满意。
并且年轻工人相较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接受度更强。
面对农村中弥漫的宗教、教堂，这部分年轻工人产生了相当的厌恶与抵制。
将原本下乡援助农民的行为，转而变成了对宗教的批评。
进一步恶化了工农关系。
事情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恶化，
这下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政治局成员都坐不住了，就如部分其他地方干部一样，迫切想要叶戈尔出来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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