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东北，深山。
早上七点一刻，天色灰蒙蒙，寒气刺骨。
“砰！砰！砰！”
急促到近乎疯狂的砸门声，将林振国从两种记忆交叠的混沌中惊醒。
他猛地坐起，太阳穴针扎般刺痛。
眼前不是21世纪窗明几净的军工集团办公室，而是糊着旧报纸的斑驳墙壁和一张掉漆的木桌。
林振国，前世是共和国首席武器设计师，一辈子都在和火炮弹药打交道。
两天前，他在新型榴弹炮的试验场上突发心脏病，再睁眼，就成了这个同名同姓的倒霉厂长。
门外，秘书小李带着哭腔的尖叫声穿透了薄薄的门板。
“厂长！不好了！厂长你快开门啊！”
林振国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拉开门。
小李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此刻冻得脸颊通红，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厂长完了！上百个工人跟家属，把厂子大门给堵死了！喊着要工资，说今天拿不到钱，谁也别想出这个门！”
“财务科呢？”
林振国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
“账上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连这个月买煤烧锅炉的钱都凑不出来！”
意料之中的答案。
林振国没有理会小李的惊慌，径直走向窗边。
窗外，是死气沉沉的红星机械厂。
这座在三线建设时期无比辉煌的军工厂，曾养活着两千多名工人及其家属，专门生产六十和八十二毫米迫击炮弹，炮弹壳堆得像小山。
但那都是过去了。
随着军品订单全面取消，国家强制“军转民”，红星厂彻底断了活路。
局里下了最后通牒：三个月内实现自负盈亏，否则全厂解散，人员分流。
今天，距离最后期限，仅剩十四天。
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静静地躺在厂区露天的仓库里——整整一千二百吨无缝钢管，在寒风中无声地生着锈，像一座巨大的钢铁坟墓。
这是原主，那个同样毕业于哈工大的高材生，听信省里“专家”的忽悠，拍板的转型项目。
他天真地以为，用军工级的厚壁钢材，上马炮管级的冷拔工艺，造出的民用钢管一定是抢手货。
结果，成本高达一千三百元一吨，而南方小作坊的同类产品，只卖八百。
这批废铁，耗尽了工厂最后的流动资金，也成了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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