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翻看新的公文，那些东西，此刻已经没有意义了。无论写得多么周全，明日都不会再成为他可以主导的部分。
他伸手，从案几最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了一份旧册，册子不厚，封皮也不起眼，甚至算不上正式档案，只是被规整地夹在几份旧账之间。可他很清楚，这一册，比任何正在流转的文书都要重要。
那是这些年，他亲手经手、亲自签押过的几项关键调拨记录，不是最危险的，也不是最干净的，而是最能说明，他始终“站在体系之内”的那一部分，顾行舟将册子摊开，一页一页地翻。
翻得很慢，他并不是在找错漏，若真有致命的错误，这些年早该被挑出来了。他翻看的，是另一件事，哪一页，是自己还能解释的；哪一页，是已经无从回避的。
他很清楚，一旦名字被点，这些东西不会立刻成为罪证。它们的措辞足够规范，流程也大多合规。
可它们会成为背景，成为衡量他“是否值得被保”的依据，翻到一半时，他的手指停住了，那一页上的日期，让他多看了两眼，正是那一年，西南军需，第一次出现编号交错的时候。
当年的情形，他记得很清楚，那并不是他主导的决策。他甚至不是最早发现问题的人。真正最早察觉异样的，是一名在账目里打滚多年的老吏。
可他，是第一个选择，不深究的人，当时的理由，几乎无懈可击，战事吃紧，前线催得急，军需必须优先；
旧制本就混乱，编号叠加、临时调整，出点纰漏并不罕见；再者，这一批并未实质短缺，只是账面交错，完全可以等战后再统一清算。
这是一个体系内，几乎所有人都会做出的选择，也是他当年，毫不犹豫的选择，他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不要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却多余的事，顾行舟合上册子，将它放回抽屉，就在这一刻，他终于彻底确认了一件事，这不是一次误伤。
不是有人要借这批账，顺手踩他一脚；不是某个政敌临时起意的试探；更不是针对他个人的清算。而是，这条线，从最初被放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要有人来承担“结果”。
只不过，过去很多年，这个“结果”一直被往后推，推到所有人都默认，它或许永远不会落下，而沈昭宁，只是把这个结果，提前拉到了台面上。
她没有制造新的问题，她只是拒绝继续替所有人，把旧问题藏下去，这一刻，顾行舟忽然意识到，她选择的并不是“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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