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到一半，有人问：“《内府条贯》第三卷第七条附款，关于‘暂留待核’与‘留备后议’的区分，到底是以日期为准，还是以批示人为准？”
堂上一静，这是常有人混淆的地方，几个老文书低声交换意见，却各有依据。主持议事的司正正要开口让人去查原档，沈昭宁忽然站了起来。
她没有说话，只是将面前自己正在核验的卷册翻开某一页，轻轻推到桌案中央。那页上，正是她抄录女学旧籍时做的附注。
左侧是“暂留待核”，必注明截止日，逾期未决自动转废。
右侧是“留备后议”，无截止日，但需批示人后续追补。
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若批示人离任或转职，接任者须在十日内重核，否则视为默认延续原议。
笔迹干净，条理分明。
满堂寂静，司正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那页纸，问：“你做的？”
“是。”
“什么时候做的？”
“女学时。”
“为何做这个？”
“因为容易错。”
又是那种极实在的答法。
司正点了点头，没再问，只对众人说：“就按这个判。”
议继续，无人再提她，但在那之后，她案上的卷册，悄悄换了。
从最边缘的旧档，换成了正在核验中的急件。
第七日，她在核对一批陈年田契时，发现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惊讶的错误，不是数字错。
不是人名错，是时间错。
同一块地，在三年间的三份文书上，被标注了三个不同的“起始日”。而这三个日期，根本不可能同时成立。
她顺着线索往前查，发现最初的源头，是一份被水渍晕染过的底单。水渍恰好模糊了年份。
后续所有抄录，都各自“合理”地补了一个年份。于是同一件事，在三个平行的时间线上，各自运行了三年。
她将三份文书并排放在案上，标出矛盾处，附上自己的推测，然后放在了司正的案头。
没有告发谁，没有指责谁，只是呈现。
当天傍晚，司正亲自来了她案前。
“你怎么想到查这个？”
“因为田亩数对不上。”
“哪里对不上？”
“总数对，但拆开看，每年新增的地亩数，比应有数少了七亩三分。”
“就因为这个？”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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