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拐进一条小巷，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安全屋。
等的时间总是最难熬的。在那三天里，郑耀先白天照常处理上海区的事务，安排宋孝安转移资金，指挥赵简之联系法租界的周胖子过账。晚上一个人坐在安全屋里，面对一盏孤灯和一杯凉透的茶，脑子里反复推演着所有可能的局面。
如果组织确认了枭的身份，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裴秋和特高课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上海的地下组织怎么办？如果戴笠的八万块大洋凑不齐，上海区的编制被冻结了怎么办？
每一个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他能做的只有等，然后在答案出现之前，尽可能地保住手里的每一张牌。
三天后，郑耀先再次路过修鞋铺，取回了他的布鞋。鞋底已经换了新的，鞋面也擦得干干净净。他回到安全屋，关上门，用小刀划开右脚鞋底的夹层。
里面有一张同样用米汤写成的纸条。他点燃一根蜡烛，把纸条凑近烛火，字迹在热力下慢慢显现出来。
纸条上只有三行字。
第一行：已确认。特高课上海新任课长代号“枭”，十月初抵沪，专精经济情报战与金融绞杀。
第二行：此人极其危险，务必加倍小心。
第三行没有字，只有一个符号。一个极小的、用铅笔画的半圆。
那是程真儿的标记。
郑耀先的手指在那个半圆上停了很久。
他认得这个符号，这是他们之间独有的暗号，不在任何密码本上，不被任何上级知晓。它的意思很简单，只有四个字：我很安全。
他想起了上一次见到她的样子。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他路过霞飞路的花店，隔着一整条马路，看到了一个穿淡蓝色旗袍的女人从电台的后门走出来。她提着一个小皮箱，步子不急不慢，头发在夕阳下泛着柔软的光。
他没有停下脚步，她也没有看他。
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里，呼吸着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却不能说一句话，不能有一个眼神的交汇。这就是潜伏者的爱情。无声的，隐忍的，像埋在地底下的火种，看不见光，但一直在燃烧。
在这个所有人都想置他于死地的上海滩上，在这个他必须对每一个人撒谎、对每一个人设防的世界里，只有那四个字，是真的。
他把纸条凑到蜡烛的火焰上，看着它燃烧。火光映在他的脸上，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这是他在过去一个月里，第一次笑。
蜡烛快要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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