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回到香港的第二天，顾长根就让高晋去了广州。
高晋走之前，顾长根把话交代得很清楚：“深圳是荒地建新厂，广州是老厂改设备。两码事。深圳那边村里人没工作，给口饭吃就感恩戴德。广州这边是老国营厂，工人有铁饭碗，你给他们换设备，他们未必领情。你得找到那种快撑不下去、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厂，才有得谈。”
高晋带着两个人到了广州。七十年代末的广州，跟香港比起来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火车站出来，满街都是自行车，偶尔一辆上海牌轿车开过去，行人纷纷侧目。路边的小摊上卖着肠粉和艇仔粥，热气腾腾的，价钱便宜得让高晋以为听错了。他找了个招待所住下，一晚八毛钱，房间里有张木板床和一台摇头电扇，电扇转起来哗啦哗啦响，高晋半夜被吵醒了两回。
第二天一早，他通过省外贸部门的熟人搭上了线。那人姓方，在广州外贸口干了十几年，对当地的老厂情况门儿清。方同志四十来岁，瘦高个，说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在办公室里给高晋泡了杯茶，一边倒一边说：“广州的老厂多了去了。纺织、电子、五金、化工，每个行业都有几家半死不活的。但你要找那种能谈的，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设备确实旧得不行了，二是厂领导有想法、愿意折腾。两个条件缺一个，谈了也白谈。有些厂长老得跟石佛似的，你跟他谈设备更新，他跟你谈人事关系，绕来绕去绕半天，最后什么也谈不成。”
高晋让方同志列了个单子，一家一家跑。
第一家是广州针织厂，在荔湾区，临着一条河涌，厂房是五十年代盖的，红砖外墙，玻璃窗碎了好几块，用报纸糊着。织布机全是国产老型号，运转起来哐当哐当响，隔着老远就能听到。高晋走进车间的时候，工人们正忙着换线，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工弯着腰接断线，动作倒是利索，但旁边的机器隔三差五就断一次，她一个人看两台机器都忙不过来。
厂长老周五十多岁，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从学徒干到厂长，一脸褶子，手上全是老茧。他见到高晋第一面就说：“我们厂的设备是旧了点，但工人技术好。你要是有好设备，我们就能做好活。”
高晋跟着老周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看到成品仓库里堆着一批出口的针织衫，质量不错，但产量上不去。老周说：“这批货是香港那边订的，人家要三万件，我们一个月只能做八千件，交期赶不上，订单飞了。第二批订单人家直接给了别的厂。”他说这话的时候，脚边的废布堆得有一尺高，全是织坏了的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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