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弃疾昧死再拜言：
北伐之败，非战之罪，乃谋之失，急之过也！……韩侂胄专权自用，罔顾臣等忠言，仓促兴师，举措乖方，致有今日之溃……今不咎首谋之愆，反欲委罪于疆场守土之臣，此非仅诬陷忠良，实乃自毁长城，寒天下将士之心！金贼新胜，其势方张，必谋再举。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不思固结人心，整伤残局，反汲汲于罗织罪名，排斥异己，此乃速祸之道，亡国之兆！臣老朽残躯，死不足惜，然念江淮百万生灵，念社稷宗庙之重，不得不沥血以陈！伏望陛下（此时宁宗实为傀儡，此乃形式）明察秋毫，收揽权柄，速定和战大计，选拔贤能，固守要害，安辑流亡，庶几可挽狂澜于既倒。若仍听任权奸壅蔽，残害忠直，则臣恐神州陆沉，恐非远矣！……”
这封奏疏，言辞之激烈、指控之直接，已近乎檄文。辛弃疾知道，它不可能上达天听，更不可能改变什么。它一旦送出，或许就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但他必须写，必须说。这是他对这个朝廷、对这个他曾寄予最后希望的“北伐”旗号，也是对他自己一生信念最后的交代与诀别。
写罢，他亲自封缄，交予一名绝对忠诚、准备隐姓埋名的旧部，命其设法绕过韩党控制，直送宫门（尽管希望渺茫）。然后，他仿佛用尽了最后的气力，瘫坐在椅上，望着窗外再次阴沉下来的天空，眼神空洞。
他知道，韩侂胄的弹劾与罢黜令很快就会到来。他更知道，金军在大胜之后绝不会满足，秋冬之际很可能趁势南下，威逼更甚。而南宋朝廷，在经历此惨败与内斗之后，还能有多少抵抗的意志与力量？
京口江涛，呜咽依旧。而一位老将的理想，在这呜咽声中彻底碎成了齑粉。剩下的，只有一具饱经风霜、病痛缠身、却依然挺直着不肯弯曲的脊梁，以及那腔到死也未冷却、却已无处安放的“心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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