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和清河的共同点是——都没有走竞争性比选。程序缺失的类型相同，定性的逻辑就应该一致。”
“但定性从来不是只看程序缺失的类型。”郑宏彦说，“还要看动机、看后果、看整改态度。审计署2019年的内部培训教材第七章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我相信韩处也学过。”
韩冰没有接话。她确实学过那份教材，但那一章的内容恰恰是她在初稿中刻意回避的。
郑宏彦又看了看马有才的附件：“马处，你这份同类案例参照表做得不错。但我有一个问题——你列举的六个‘轻微不规范’案例，投资金额最大的是多少？”
马有才翻了翻：“最大的一笔是八百万。”
“清河那笔是一千五百万。”郑宏彦说，“金额差了将近一倍。你觉得直接套用同一个定性，审计署那边能认吗？”
马有才想了想：“金额确实是一个考量因素。但我认为不应该是决定性因素。八百万和一千五百万，在政府投资的量级上差别不大。真正的分水岭在五千万以上。”
“这个分水岭有依据吗？”郑宏彦问。
“有。国务院2017年修订的《政府投资条例》第十二条，五千万以上的政府投资项目必须报同级人大审批。一千五百万不到这个门槛，属于管委会自主决策的权限范围。”马有才说。
郑宏彦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样吧。”郑宏彦说，“三个人再讨论一次。这一次不准带稿子，不准引文件。就说你们心里的话。”
三个人在郑宏彦的办公室里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办公室的窗帘被拉上了，灯光照在堆满底稿的桌面上，茶壶里的水热了三回又凉了三回。郑宏彦让秘书把所有电话都挡了，把门锁上。
韩冰先开口：“郑厅，我的想法很简单。审计就是审计，我们拿尺子量东西，尺子不能弯。齐学斌有没有本事我不评价，但他在程序上确实有硬伤。如果我们在报告里回避这个硬伤，将来审计署下来复查，第一个被问责的是我们。”
马有才接过话：“韩处说得有道理，但问题是尺子有好几把。你用最严的那把量，我用中间的量，结果不一样。谁的尺子对？这不是对错问题，是选择问题。我选中间那把，是因为我觉得事实支持这个选择。”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韩冰直视马有才，“如果齐学斌这笔投资亏了呢？如果火鸦动画做出来的东西是一堆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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