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认真对待的史料。
英国歷史学家约翰·莫利爵士在1880年代的一次讲座中曾以「俄国人把沙皇的死因归咎於一本英国连载小说，正如罗马人把瘟疫归咎於基督徒」一语带过，这一轻蔑的类比，大致代表了当时史学界的共识。俄国史学界的態度则更为审慎，但也倾向於將这一说法视为「西方报纸的恶意杜撰」。
然而，隨著二十世纪后期至二十一世纪初沙皇俄国档案的逐步开放与系统整理，这一长期被置於史学边缘的说法，开始显露出令人无法忽视的史料痕跡。
最为关键的证据来自宫廷侍女安娜·丘特切娃的日记。安娜·丘特切娃自1853年起在宫中任职，其日记被公认为研究19世纪俄国宫廷生活的重要史料。在1855年初的一条日记条目中，安娜·丘特切娃以直白的笔触记录道：「小说加重了沙皇的抑鬱情绪。」
她在另一处將尼古拉一世描述为「贵族中的堂·吉訶德，凭藉著自己的精神和信念，拋弃一切，与歷史打一场无谓的战爭」。
安娜·丘特切娃的记载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於其日记的私人性质它並非为发表而作，因而较少受到官方敘事的规训。
更具分量的是御医曼特的证词。据曼特多年后移居德国时的口述，沙皇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精神状况越来越糟，有且不止一次地向他提起过这位文学家，曼特甚至怀疑这是沙皇最终在精神上彻底垮掉的诱因之一————
伦敦的政治地震与圣彼得堡的宫廷抑鬱，在1855年初的同一片欧洲天空下同步上演。米哈伊尔的小说恰好坐落於这两场风暴的交匯点上。它既是在伦敦撬动舆论的槓桿之一，也是被送入冬宫，送到沙皇的案前。
它在两个首都同时生效，儘管作用於完全不同的政治实体，却遵循著相似的逻辑：文本进入读者的认知框架，改变其情绪状態，进而影响其决策与行为————
米哈伊尔气死沙皇」一说固然有著诸多不严谨和不可信之处，不能当作完全可靠的史料来看，但也並不能单纯將其看作一则谣言，完全否认其价值。或可將其看作沙皇最终死亡的精神诱因之一————」
一《十九世纪战爭中的书写、舆论与权力》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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