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伯利亚这座寒冷的大监狱当中，从来都不缺关於逃亡的传说。
就像在1872年，一位名为安德烈·卡列林的男人因土匪行为和武装抢劫被判鞭打五十下以及二十年苦役刑期，在案件审理期间，他被关在乌法监狱里。他在监狱墙壁下方挖了条地道，从而再次成功逃跑，但不久后又被抓获了。
雅罗斯拉夫尔的一名被流放的士兵同样创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逃跑纪录。他被判处了不少於十七项不同的刑罚，但每一次，他都成功地在执行判决之前逃走。他扮成卫生兵逃离了托木斯克刑罚堡；被关在卡因斯克时，他通过挖地道逃跑；他曾躲进厕所的粪桶里，成功地逃出了鄂木斯克监狱。
在托博尔斯克，一个逃亡的流放者把自己偽装成一个「圣愚」，即被他人认为有智慧、有远见的宗教人士。他留著长发，这样就可以遮掩起会泄露身份的烙印，他还特別不讲究个人卫生，这样就可以阻止该镇居民过於靠近自己。
他一直享受著市民的接济，直到一些眼尖的当地人注意到他脸上已变得模糊的烙印，最终揭发了他。另有一名逃犯把自己偽装成一名土耳其海军军官。他在托博尔斯克借了一大笔钱，接下来又去安享著托木斯克富裕居民的殷勤接待，直至最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身份暴露。
19世纪50年代，两位流放者像在果戈理的中一样，偽装成政府巡视员，他们带著偽造的文件出行，令地方官员深感恐惧。
各种惊人的逃亡方式和传说在人杰地灵的斯拉夫大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这片土地上，你想跑，你没活是不行的。
可儘管如此，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之前，成功逃出西伯利亚的人几乎没有，在米哈伊尔如今所处的这个年代就更是如此。
一方面路程实在是太远太远，另一方面，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罪犯不仅要身穿囚服，他们的身上也会被打上烙印，这些烙印用来防止流放者混入普通百姓当中，使得侦查、捕获和惩罚逃犯更容易。除此之外，还有至关重要的通行文件，倘若没有这个东西，逃亡者但凡出现在什么官方的道路、驛站以及大一点的城市里，他们隨时都有被当地士兵扣留下来、等查明身份后方可放行。
这就让逃亡的难度极大地提高了。
而米哈伊尔想要前往的地方，距离伊尔库茨克的直线距离是大约两千公里，即便走官方路线，实际路程往往都在三千公里以上。
倘若再走上一点弯路，一个不小心就给干成万里逃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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