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下的俄国农民，有著像列维一布留尔这类老一代人类学家所谓的“原始意识”，其最突出的特质就是不能抽象地思考。农民只会思考具体的问题和个人个案的问题。
例如，农民很难理解“距离”的概念，除非將距离换算成俄国的长度单位“俄里”，因为他们只能想像出用俄里表示的长度————“国家”“社会”“民族”“经济”“农业”，所有这些概念只有在与农民所熟知的人或他们所从事过的活动联繫起来，才能被他们所理解。
——《旧制度下的俄国》
由於世代扎根於比较狭小的土地之上，俄国农民往往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孔，在这其中，对具体问题和个人个案的问题的关註解释了俄国农民的可贵之处。
就像他们在与他人接触时，往往不带有民族、宗教或任何其他偏见。他们对陌生人表现出自发的善意，例如农民会对那些前往西伯利亚途中的被流放者给予非常慷慨的馈赠，不是对他们被流放的原因表达同情，而是他们认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本身是非常不幸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曾来此征服和杀戮的纳粹士兵成为俘虏后也同样会受到类似的善待。后来当那些激进的鼓动者在试图煽动农民进行“阶级斗爭”时为何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原因就在於这种非抽象的、本能的人的礼貌。
不能说他们愚昧，而是在旧有的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下，村庄即世界，日常生存问题便是他们的全部，除此以外，似乎很难產生更多的东西。
当权者、贵族和地主为了所谓的稳定、发展、国家，將他们限制在土地上进行劳作，吸乾了他们的血，等到社会快速发展后，城市里的人又反过来谴责他们的愚昧和种种恶习，再没有比这更无耻的勾当了。
直到2000年，世界上依旧有大批的农民才刚刚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亦或者尚未等到新生活的到来。
对於后世人来说，此类概念並不难理解，但是对於这一时期的俄国来说，即便是在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些几乎是俄国最进步的一群人面前说这种话，也依旧令他们深感震动乃至不安。
在米哈伊尔说出那些话之后，场面一下子就陷入了久久的沉默当中，不知过了多久，屠格涅夫终於从深沉的思考中惊醒过来，接著他便忍不住嘆道：“米哈伊尔，你能將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吗？我想將你刚才说的话记录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视角，甚至足以澄清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一些迷误和荒谬的看法。
迄今为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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