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等了十二年才等到里约,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等到华盛顿。”
“我们不是来谴责,我们是来邀请,邀请美国加入人类共同的未来。”
“这不是谴责,”顾问抬起头,“这是挽联。”
“是的。”汉娜说,“挽联比骂街更让人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153个国家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美国席位空置。
南方国家代表记者会的三句话,当晚登上《纽约时报》网站首页。
次日出现在巴黎,柏林,伦敦十七家报纸的评论版。
《卫报》专栏作家写道:“里约有许多沉默,但最响亮的沉默,来自那个空着的座位。”
92年6月中旬,里约峰会在妥协与失望中闭幕。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没有约束性减排目标,《森林原则声明》被批评为“空洞的废话”,《21世纪议程》所需资金连三分之一都没落实。
但九黎的战略室不关心协议文本。
他们只关心情绪的流向。
“美国成功被塑造成唯一的反派,”李征宇在跨洋电话中对克劳斯说,“现在需要第二步:让欧洲人质问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你们跟着反派走?”
“时间窗口?”克劳斯问。
“三周后,慕尼黑,G7峰会。”
“七国首脑坐在一起讨论经济,我们要让他们的麦克风里传进街上的口号。”
克劳斯沉默三秒:“三周足够,但我们需要一个引爆点。”
“会有的。”
92年7月3日,慕尼黑。
G7峰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失业问题和对俄罗斯援助。
但会址周围三公里范围内,两万名抗议者让所有计划都变了形。
这不是普通的示威。
上午十时,玛利亚广场。
五千名年轻人从八个方向同时涌入,没有人喊领袖口号,没有人举统一制式的标语牌。
但他们的标语内容惊人地一致,是专业印刷的英德双语海报。
“美国生活方式=地球葬礼。”
“美国人每吃一个汉堡,亚马逊雨林就冒起一阵青烟。”
“环境杀手,滚出去。”
另有相当数量的标语矛头转向德国政府:
“科尔在里约说了正确的话,在华盛顿说了错误的话。”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