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江南的梅雨季尚未完全到来，但空气中已然弥漫开一种湿漉漉的、夹杂着硝烟与黄浦江海腥气的沉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包括谢文渊所在的军，如同一把已经出鞘、饮过长江水的利剑，直指中国这座最具现代气息、也最为复杂的城市——上海。
与之前摧枯拉朽般的战役不同，部队在逼近上海外围时，接到了异常明确且反复强调的命令：既要歼灭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又要尽全力保全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完整，特别是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重要的工业设施、市政建筑。总前委的指示甚至具体到了不能使用重炮和大型爆破，这无疑给攻坚作战戴上了一副沉重的“镣铐”。
谢文渊站在军指挥部设在上海郊区一个废弃纱厂办公楼里，墙上的上海市区地图密密麻麻标注着敌军的防御工事：钢筋水泥的碉堡群、层层叠叠的街垒、布满电网和地雷的障碍区，以及依托高大坚固建筑构筑的火力点。敌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集结了二十余万残兵败将，妄图将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进行旷日持久的巷战，以期引发国际干涉。
“这是一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仗。”军长指着地图，眉头紧锁，声音因连日的焦虑而沙哑，“老鼠要坚决消灭，但店里的瓷器，哪怕碰坏一件，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
谢文渊深以为然。他凝视着地图上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地名：外滩、南京路、闸北、杨树浦……这座城市，他年轻时或许曾向往过，如今却要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入”。他深知，攻克上海，军事上的胜利只是第一步，政治上的意义、对未来的建设更为重大。
“命令部队，”谢文渊的声音沉稳，带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严格按照总前委规定，禁止使用重炮轰击市区。各师、团以营、连，甚至排、班为单位，组织精干突击队，充分发扬孤胆作战、小群动作的精神。战术上，要多用迂回、包围、分割、爆破（小规模）、攀爬、近战夜战。要像水银泻地一样，渗透进去，一块一块地啃，一条街一条街地夺！”
他走到沙盘前，拿起代表我军的小红旗，细致地讲解：“重点在这里，苏州河。敌人必然凭借河道负隅顽抗。我们要想办法偷渡、强渡，或者寻找桥梁抢占。特别是四川路桥、外白渡桥这些关键节点。同时，地下党的同志会尽全力提供敌军布防情报，并组织工人、学生护厂、护校，里应外合。”
命令下达，一种全新的、更加精细和残酷的战斗模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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