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之前，买家峻回到那间临时办公室。韦伯仁已经在门口等他了，脸色灰败，眼眶乌青。他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比常军仁给的那个还厚。
“买主任，这是我全部的备份。”韦伯仁的声音沙哑，说话时低着头，像在认罪，又像在赌命，“解宝华这些年通过我转达的指令，给解迎宾和杨树鹏开过多少绿灯，协调过多少次公安和城管的执法‘节奏’，我全部记录在案。时间、地点、在场人、通话记录，一次不落。”
买家峻接过档案袋，掂了掂，没有说话。他在等。
韦伯仁果然还有下半句：“但有一个人，我需要你保我。”
“谁？”
“我老婆和孩子。”韦伯仁终于抬起头，那双眼睛里全是血丝和恐惧，“解宝华的人昨晚去我家楼下了。没进门，就是在楼下按了半小时喇叭。我老婆吓得给我打电话，哭了。”
买家峻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老婆孩子今天就走。去北京。我联系省驻京办的同志安排接站。”
韦伯仁张了张嘴，忽然膝盖一软，就往地上跪。买家峻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力气大得连他自己都意外。
“别跪。”他说，声音很平，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份量，“你是干部，我也是干部。跪天跪地跪父母，不跪人。”
韦伯仁的泪终于落下来。这个在市委大院里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第一秘书，此刻哭得像一个被老师抓住作弊的学生。他断断续续地说：“买主任，我错了。这些年，我帮解宝华干了不少事。有些我知道不对，但我怕。我怕不干，第二天就得走人。我怕干了，迟早有一天要坐牢。我两头都怕，两头都……”
“过去了。”买家峻打断他，“你现在做的，是正确的事。正确的事，什么时候做都不晚。”
上午九点，市委召开紧急常委会。买家峻走进会议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有惊惧的、有审视的、有暗暗称快的，也有目光闪烁、始终不肯和他对视的。
解宝华坐在长桌对面，面色如常，甚至比平时还要从容。他面前摆着一杯茶，还在冒热气。买家峻注意到解宝华的左手中指上缠着一圈创可贴，那是新伤。也许是昨晚在机要室翻阅文件时弄伤的，也许是一夜没睡、精神恍惚时自己咬的。
会议一开始，解宝华就说话了：“昨晚的事，我听说了一些。纪委带走了解迎宾同志，这很好，我完全支持。但有个情况需要向常委会说明——解迎宾同志在被带走之前，正在推动一个重要的招商项目，涉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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