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安置房项目的材料签收单和检测报告。”他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签收单上有一批不合格建材的接收记录，检测报告是三年前出的，报告的接收人是韦伯仁。”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三秒钟。
“你在哪？”常军仁的声音压得很低。
“新城路和建设路的交叉口。”
“别动。我来找你。”
常军仁到的时候，买家峻正在路边的长椅上坐着。他旁边还放着两杯豆浆，是从旁边的早点铺子里买的，一杯已经喝了一半，另一杯还冒着热气。
常军仁在他旁边坐下来，接过那杯热豆浆，没喝，只是握在手里。他的脸色不太好，眼圈下面有些发青，显然昨晚也没怎么睡。
“查到了。”常军仁说，“韦伯仁那个同乡，叫韦建设，在市纪委信访室工作。我调了他的银行流水——三个月前，他卡上多了一笔二十万的进账，汇款方是解迎宾名下那家建材公司的关联账户。”
买家峻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只是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一个早已存在的猜测。
“还有呢？”
“还有，韦伯仁在沪杭新城有三套房产，都在他妻子的亲戚名下。其中有一套是去年年底买的，全款，六百八十万。”常军仁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意味，那种意味不是愤怒，而是一个在组织部门干了二十年的人，面对这些数字时本能的警觉和疲倦，“一个市委办公室的正科级秘书，工资加年终绩效，不吃不喝攒二十年，也买不起这套房子的一个卫生间。”
买家峻把豆浆杯子放在长椅上，站起来走了两步，又转回来，站在常军仁面前。
“这些证据，够不够立案？”
常军仁抬起头看他。晨光从买家峻的身后照过来，在他的轮廓上镶了一圈光边，把他的表情照得不太分明。常军仁忽然觉得这个调来沪杭新城不过几个月的年轻人，比他想象的更难琢磨。别的干部遇到这种情况，要么拍桌子暴跳如雷，要么关起门来反复权衡，权衡到最后一刻才咬着牙做出决定。但买家峻不是。他问“够不够立案”的时候，语气平稳得就像在问“今天食堂中午吃什么”。
“立案调查一个市委***秘书，需要市委主要领导的签字。”常军仁说，“你找解宝华签这个字，他会签吗？”
“不会。”买家峻的回答干脆利落。
“那你准备怎么办？”
“绕过去。”
常军仁的眼角跳了一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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