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仁在地下停车场里站了很久。
不是等车，也不是等人。就是站着。头顶的感应灯亮了一阵，灭了。他跺跺脚，灯又亮。亮了又灭，灭了又跺。反复了几次，自己都觉得可笑——堂堂市委一秘，大半夜的跟一盏声控灯较劲。
他终于走了。没有开车，车还停在车位上，黑色的，擦得锃亮，像一口竖着的棺材。他步行出了地库，沿市委大院后门的巷子往外走。巷子很窄，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墙是老的，砖缝里长着青苔，摸一把滑腻腻的。
他小时候在老家也走过这样的巷子。那时候巷子尽头是他外婆家，门口有一棵枣树，秋天枣子熟了，拿竹竿打，一打落一地。外婆就坐在门槛上笑，嘴里念叨：“慢点慢点，枣子又不跑。”一晃四十年，枣树早没了，外婆也早没了。他现在走的这条巷子，尽头没有枣树，只有一座二十层的写字楼，玻璃幕墙，一到晚上就黑黢黢的，像一块巨大的墓碑。
韦伯仁在巷子中间停住脚步。他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没有存名字，就是一串数字，他盯着那串数字看，看了足有两分钟。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往前走。
这个号码是买家峻的。韦伯仁存了三个月，从来没拨过。不是不想拨，是不敢。拨了，就是一条不归路。不拨，他还能在夹缝里再苟活一阵子。可今晚不一样。今晚他看见解宝华上了那辆黑色轿车，看见常军仁进了买家峻的办公室，看见花絮倩的云顶阁熄了半边招牌。他觉得这座城市的每一盏灯都在重新排队——有的要灭，有的要亮。他自己这盏灯，再不挪地方，怕是连灭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人摘了灯泡。
夜色最沉的时候，人心里那点算盘反而最响。
韦伯仁回到家，鞋也没换，径直走进书房。他老婆在卧室里迷迷糊糊问了一句“怎么这么晚”，他嗯了一声，把书房门关上，反锁。
书房不大，四壁都是书柜。书很多，大部分是崭新的，塑封都没拆——这些是摆设，给来家里汇报工作的下级看的。真正被他翻烂了的，是藏在书柜最底层的一个铁皮箱子。箱子上了锁，钥匙挂在他脖子上，贴着肉，洗澡都不摘。
他打开箱子。里面不是钱，不是存折，是账本。不是正式的账本，是私账。密密麻麻的，手写的，每一笔都记着——哪年哪月哪日，谁在谁的办公室，谁给了谁什么东西，谁交代了什么事。他的字很小，小得像是怕被人看见，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韦伯仁在市委待了二十年。二十年里，他伺候过三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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