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说话，不合群，不肯变通。这样一个干部，能一步步走到正科，不容易。
“他知道吗？”买家峻忽然问。
韦伯仁愣了一下：“知道什么？”
“知道他老子当年做过的那些事。或者，”买家峻顿了顿，手指在档案袋上敲了敲，“知道他老子当年没做，但被人说是做了的那些事。”
韦伯仁沉默了。这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他知道。郑远桥当然知道。一个人背着父亲的名声在官场里走了这么多年，每一道门槛都比别人高半截，每一次提拔都比别人多等两轮，他能不知道吗？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但知道又能怎么样？他没得选。
买家峻把档案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雨后的沪杭新城，天是灰蒙蒙的蓝，远处的安置房小区外墙新刷了浅黄色的涂料，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显得格外扎眼。楼下花坛里的月季被雨水打落了好几朵，花瓣散在湿漉漉的地砖上，保洁阿姨正拿着扫帚不紧不慢地扫。
“伯仁。”买家峻头也没回。
“嗯。”
“你知道我当年在基层的时候，最难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韦伯仁没有回答。他知道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买家峻也不是在问。
“最难做的，是给那些背着包袱的人——松包袱。”买家峻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墙上，像一座倾斜的塔，“有些人背的是犯过错的包袱，有些人背的是没犯过错但被人当作犯了错的包袱，还有些人，背的是别人的包袱。郑远桥背的，就是第三种。”
他走回桌前，重新拿起那份档案，翻到了最后一页。档案的最后一页上，按惯例贴着一张纸，纸上写的是“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郑达胥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第一栏，旁边用钢笔标注了一行小字：“原沪杭新城管委会书记、主任，2018年退休。”这行字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一划，甚至可以说过于工整了，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每一个翻开档案的人——我跟他的关系，就是这行字。不多不少，不藏不掖。
买家峻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房间里只有空调的低频嗡鸣声。韦伯仁坐在对面，一言不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烟盒的边角。
“通知他来报到。”买家峻终于开口了，“然后，安排一下，我想单独见见他。”
韦伯仁站起来点了点头，走到门口又停住了，转过身看着买家峻，欲言又止。
“有话说。”
“买书记，常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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